新加坡高級部長、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主席尚達曼（Tharman Shanmugaratnam）曾表示，隨著中國、美國和英國在內的全球監管方收緊監管政策，自2020年1月《支付服務法案》生效以來，大量加密機構、平台湧入新加坡發展，新加坡儼然成為了加密行業的避風港，至此包括我們所熟知的以太坊創始人Vitalik Buterin（維塔利克布特林）和幣安創始人趙長鵬在內的行業大佬均移居或常駐於此，新加坡正式開啟了針對加密機構的熱土模式。
面對為此蜂擁而來的加密貨幣“移民”，新加坡以“金融開放”的態度逆流而行，在過去的新加坡共識大會（Singapore Consensus）上，新加坡金融監管機構對加密貨幣和區塊鏈行業表達了極其友好和開放的態度，通過監管環境友好、稅收較低等政策吸引了許多加密貨幣企業，同時通過許可證和暫時授予一些大公司豁免權的方式，讓這些前來發展的加密機構能夠在當地提供服務和運作，並以此為該國創造了大量的工作崗位和利潤。
但是堅持塑造相對友好的監管環境的新加坡，與其他主要國家加強監管的策略背道而馳，在毅然成為加密貨幣機構暫時迴避一輪輪監管的避風港的同時，也助長了不容小覷的加密貨幣所帶來的潛在的違法活動與金融穩定風險。在2020年1月《支付服務法案》生效後的兩年多，各方面信息表透露著狂歡後的加密熱土新加坡重新開始重視針對加密貨幣所引起的金融穩定風險，尤其是散戶市場，並決定在計劃中的監管改革之前，加強對該國加密貨幣相關公司的審查。
近日，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局長Ravi Menon（拉維梅農）表示，正在考慮新的措施，以加強對加密貨幣散戶投資者的保護。在散戶投資者似乎對加密貨幣的風險“不理智地無視”之際，這些措施將加大他們交易加密貨幣的難度。
“或許增加加密貨幣零售渠道的限制是一個值得考慮的方向。”梅農表示，新規可能包括客戶適用性測試，以及限制散戶投資者在交易這些數字資產時使用槓桿和信貸工具。他詳細解釋了此前有關當局計劃擴大該行業規則的言論，並表示，新加坡計劃在10月份前就這些提議進行公開諮詢。
近期新加坡地區數字支付牌照的部分申請人和持有人，或已收到來自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發送的一份調查問卷，希望獲得有關他們業務活動和持倉的詳細信息，以此來衡量該公司的財務穩健程度以及它們之間的關聯性，其中要求提供的主要數據包括擁有的主流代幣、主流借貸對手方以及通過DeFi 協議進行的借貸數量和質押的主流代幣。
同時與當地加密貨幣交易所進行核實，在獲得數字支付代幣服務牌照後所遵循的流程，以更好地了解風險，期望通過這些舉措限制公司倒閉和散戶投資者因市場波動而受損的影響。
這麼多發生在新加坡預期的加密監管改革之前的措施，正式映證了梅農所重申的一種立場，即加密貨幣的波動性使其不適合作為貨幣使用，對散戶投資者“高度危險”，正是這些“高度危險”的要素促使他們不得不重新重視這一些問題並有所行動。
2022年上半年新加坡已經開始製定收緊加密貨幣投資規則，當時要求虛擬資產提供商即使只在海外開展業務，也必須獲得本地牌照。但梅農表示，暴露風險特性的同時，記錄數字資產所有權和所有權轉移的代幣化和分佈式賬本確實提供了經濟潛力。梅農表示“我們將在9月初尋求解決這些緊張局勢的方法，並且監管的範圍將擴大以涵蓋更多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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